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我國經歷了從啟動改革到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演進過程。這一過程既蘊含著改革概念內涵的演變，也經歷了改革實踐重點的變遷。考察從實行改革到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演進脈絡，有利於深化對改革歷史的認識，洞察改革發展的內在邏輯。
一、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的改革和全面改革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盡快改變國家落后面貌逐步提上黨的議事日程，實行改革成為推動生產力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路徑選擇。
1978年4月，鄧小平就《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一文發表修改意見時指出：“八級工資制需要作些改革。行政人員的工資級別，也有一個改革問題。”當時，工人工資普遍實行八級制。在鄧小平看來，工人工資不一定是八級，還可以考慮多分幾級，這是倡導分配制度改革的開始。9月，鄧小平在遼寧考察時指出：“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獨立思考，不合理的東西可以大膽改革，也要給他這個權。”這裡既提出了改革主張，也是改革的動員。10月，鄧小平在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上的致詞中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各個經濟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制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進行這些改革，是全國人民的長遠利益所在”。這裡已經明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並強調了以人民利益為中心的改革取向。因此，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鄧小平已開始使用改革概念，思考改革方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實現四個現代化、彰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對外開放等維度闡釋了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理念得到廣泛傳播，並不斷得到全黨全社會的認同，改革實踐隨之展開。
現代化是任何國家發展必經的過程和階段，推進國家現代化是執政黨的責任和使命。1954年9月，周恩來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作為現代化的重點，這是四個現代化概念的雛形。1964年12月，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將四個現代化厘定為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定格了四個現代化概念的內涵。“文化大革命”中斷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拉大了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實現四個現代化成為首要任務，改革是因應實現四個現代化需要而提出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